《我的文革纪事》之：校领导的8-5(转载)
我因逃避了5日上午班里的“点名会”， 8月6日下午两点准时被“补课”。关于这个会我不想说什么了，无非是把以前对我的揭发批判，又重演一回。这天早晨，我们从教室的广播里知道卞校长死了。你受的委屈再大，你还活着，可是校长却死了！这是8月4日校园里狂热斗同学、打老师的升级版， 8月5日下午，部分学生对五位校领导的游街示众、高台批斗、体罚劳动，终于酿出了大祸。（《校长是怎样死的》，请看笔者在网易的博客：http://woaichadianer.blog.163.com/blog/static/1630666122014014151278/）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失势之前的7月24日，当毛主席决定立即撤走大中学校工作组时，他对撤销中学工作组的忧虑，马上被验证。中学生一旦没有成年人管理，无政府状态下的校园有多么可怕，看一眼这所著名女中就知道了！
学校里对此混乱局势深为担忧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胡志涛，尽管她已经被工作组革职，面对校园形势的失控，她仍旧心急如焚。8月4日下午胡校长去西城区委反应情况，请求支援，未果。8月5日一早，她又去北京市委“上访”，可以说是碰了一鼻灰，上级组织的无所适从和不作为让这位抗战初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满腔悲愤。
进入8月，许多高中学生都游离于学校和海淀之间。那时的海淀虽是乡下，却是北大、清华和八大学院的集中地，是校园文革的发祥地和中心，是中央首长不分昼夜经常出没发表最新谈话的地方，是革命小将神速成长的大熔炉，也是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地方。出了西直门或北太平庄就是农村了，公交车的牌子都是红底白字，和城里的白底红字正相反。马路很窄，两个车道，两边的钻天杨密密匝匝，马路边就是庄稼地。去大学看大字报，如同郊游，再被各种消息激动着，头昏脑涨又兴奋不已的感觉堪比初恋。
工作组时期的依靠对象学生代表会自动瓦解了，5位“代表”再也没有聚在一起“共商革命”。7月中旬成立的“革委会”，在高二2班学生罗治的文革笔记里只记有刘进说的“现在革委会成立了”一句话。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大事记》也是一句话：“通过学生代表宣布我校成立革委会，委员15人，其中教师二人，职工一人。” “革委会”还没展开手脚就黄了摊儿，以至于几十年后没人记起有这样一个机构。刘进和她的伙伴们想从社论里找到方向，而毛主席一回北京，报纸的社论也少多了。他的精神，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处讲话中得到传达，总而言之，刘邓推行了错误路线，只有毛主席才是无比英明伟大的。这一切，都让刘进她们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自己满腔热情干革命，却跟着刘邓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这让她们想不通、不理解、难接受。于是，工作组曾经的办公室——如今空置的史地政教研室，成了她们反省和清谈的地方，每天都有各年级的学生进进出出，想讨个主意，下一步怎么办？她们又去问谁？迷茫苦闷，不知所措，让她们完全失去了自信。
从前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辩论对联”斗争同学是刘进、宋彬彬等以学生代表会名义做的统一部署，最近为了写《文革纪事之十一》，我通过电话和Email向不同年级（初一年级除外）的多位校友提问：你所在班是否因“辩论对联”而斗争了“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多数作出回复，有的自己忘了就打电话询问同班同学。高一2班一校友正在美国参加女儿婚礼，及时用微信告诉我，她的班没有斗争过“黑五类”同学，因为她就出身不好。还有一位学者，他的小学同学是我校初二1班学生，他向她了解情况后立即转告了我。事实是：高中各班基本没有以辩论为名、斗争同学的集体活动。初三年级6个班，至少有3个班斗了同学。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了同学。全校共有37个班，因对联挑起的学生斗学生，既然是少数，可以认为是各班的红五类率性而为。
同样，8月5日校园里的暴力事件，也只是部分学生的狂热举动。
8月6日的北京市委《每日快报》，记录了5日全市有两个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个是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见南方周末2014-3-13日D27）不足百字，对事件的发生时间、人物、情节、结果记录在案。
高一3班起头的学生都是保工作组一派的，她们要用行动表现革命，那就是，把工作组时期“包庇”的黑帮校领导，揪出来示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头脑热昏的中学生眼里，“黑帮”和地主没两样。从前我们的老子干革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我们红后代也要敢打敢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历数的农民造反行动，譬如抄家、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的事，今天都要试一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于是，尽管当天下午很多学生不在校，高一部分学生的“革命”行动还是得到了不小的响应，最狂热拥戴她们的是初二年级的一些红五类，加上围观者，游斗现场据说人多时有数百之众。为什么是这两个年级里的学生参与最多？至今未见学界从心理学层面去研究。我也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文革问题的文章，以往我和别人一样，把目光集中在已逝的卞校长，现在让我们看看8月5日当天同样遭受殴打折磨幸存的教导处主任汪玉冰老师的回忆：
八月四日下午，几个学生把我推到办公室，让我写东西。一进办公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都在写呢，我也坐下去写。是让我们写工作组是怎样包庇我们的，可是怎么写得出来呢？如果说让我写工作组是怎么迫害我们的还可以，也是写得出来的，但是却写工作组包庇我们。学生在后面骂着，用大粗木棒打下来，只好胡乱写，后来学生把我桌子上的玻璃都打碎了。木棒打在身上，我的心都裂开了。胡志涛被打得直喊毛主席，可是学生说，“好，你还顽抗。”因此，打得更凶。我们就这样写，一直到六点，在牛鬼蛇神登记簿上签了字，才许出校门。晚上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啊，想啊，老睡不着。
没想到，八月五日更大规模的武斗来了。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我被学生赶到操场的时候，看到卞、刘、梅已经不像人样了。我就想，我也会变成那样的，果然马上就给我剪了头发，背上写了牛鬼蛇神，墨水从头上撒下来，流到脖子里面，戴上字纸篓，手里拿着簸箕，敲着游街。后来又让我们几个到高台子上下跪，嘴里喊着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带钉子的粗木棒一下下地打在头上、背上、屁股上。后来又罚我们去劳动，挑土，两个很大的筐，装满了土，还用脚踩实，又加（土），有一、两百斤重。我身体又不好，根本挑不起来，倒下去，又一阵乱棒。后来又罚我去打扫宿舍楼厕所，我头晕眼黑，腰又被打坏了，身体又有病，根本支持不住，我就喝了许多带厕所味儿的水，用水盆子一盆一盆地打水冲刷厕所，我几次站不住了，可是心里明白千万不能倒下去。厕所打扫完了，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见卞仲耘已仰面朝天地躺在门口，已经不行了。学生又让我去倒垃圾，让我把垃圾筐顶在头上，走下台阶去倒，眼前一片黑，可是我还在想，一定不能倒下去，最后还是一头晕倒在垃圾台上了。醒来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着天。后来听到有学生在讲话，才想起今天下午的事情，又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知道已经六点了，后来我自己一步步地爬回了家。
到了家里以后，家里的人才帮我把脸上的泥土、浆糊，身上的墨水洗掉。躺在床上，头上、身上就往外流血，把床单子都浸了血，一躺下去，就动也不能动了，脑子昏昏沉沉，一直在流泪。第二天，家里人扶着我到医院去，就住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学生还把大字报、骂人的话往医院里送，医生和护士对我还进行了一些保护。我的脑子昏昏沉沉，什么也想不起来。八月十日，护士给我念十六条，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回可好了，不会武斗了。十五日，我还看见学校里同学老师敲锣打鼓，就想要能和同学们一起去多好啊！（汪玉冰主任应该是住在与学校一路之隔的邮电医院，所以能从楼上看到校园里——笔者注）八月二十一日我出院了，才听到卞仲耘死了。
（摘自汪玉冰1967年1月批判工作组的发言）
另一位幸存者、副教导主任梅树民老师记得，游斗是8月5日下午2点多开始的，让他们拿着清扫用具到大操场集合。当时他以为是到操场上扫地，只有胡志涛和卞仲耘觉得不对头。然后游街就开始了，当时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清楚是谁打他们，后来知道高一3班的很多人参加了。主要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那天梅老师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背上，钉子扎进肉里，后来新衬衫血迹斑斑。当天特别闷热，游斗告一段落，就让五位老师去挑沙子。梅老师第一个挑起来，（副校长）刘致平第二个，梅感到特别费劲，心想那三个女老师肯定很难挑起来。她们挑不起来就挨打，卞仲耘被打得最厉害，胡志涛因态度强硬，也挨打很重。梅老师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人也快晕倒了，于是他走到东楼前低声对高一3班某某学生说自己不行了，某某说你到楼里扫厕所去吧。他赶快到厕所去，先用凉水冲洗了一下，然后一直在打扫厕所。他和刘致平一直在学校呆到七八点钟都不敢离开，等到学校一点动静都没有时才敢回家。梅树民老师对高一3班某某同学网开一面，一直心怀好感，认为是她救了他。而胡志涛副校长却对那个同学的蛮横粗暴，留下了不好的记忆。
就像文革前在班里毫不起眼的学生，文革爆发后一夜成为“头儿”一样，高一3班也是个很普通的班，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2014年1月4日，在一次关于“反思文革拒绝遗忘”的座谈会上，高一3班有位同学出席会议并具体谈到“八五”事件。她认为，高一3班发起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带有偶然性。发起人主要是高一考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初表现特别凶。为什么会这样？她说：这要从初中到高中的变化说起。我初中也在女附中，当时班里只有6个干部子弟，家长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的，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了，但班里气氛还是挺好的。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变了，干部子弟共有24个，学号全排在前面，我是37号。学校一直是按成绩排学号，后来有个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入学成绩是全班第二。这些招来的学生学号排在前面，但有些人学习不行，劳动也不行，累一点都受不了。表现是这样，还动不动说自己父母是老红军，干革命时经历了多少危险艰苦，用这个来表现自己有“阶级感情”。她们不能老是落在后面，所以文革中就更要表现。8月5日那天，有几个住在西边大院里的同学说要斗黑帮，那时工作组撤了，“主义兵”（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笔者注）是革命的了，她们也想表现，于是把校领导集中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我们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坐在一起，她们让我们必须去看。我很尊敬胡校长，出于个人感情也想去看，就一直跟着她。胡校长（态度）很硬，挨打最多。……班里受学校宠的同学要跟胡校长“划清界限”，也有打她的，但看得出来是手下留情。打人厉害的，很多是高中才招到女附中的。以后文革稍微平静一些，这些人就不回学校了，再也不露面了。
“分崩离析”——高一3班另一学生杨团（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此形容这个班级的同学关系。“八五”那天她没在学校，第二天回来，发现班级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闯了大祸，出了人命，相信谁的心里也不好受。20年后，这个班的学生王友琴（当时在读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终于忍不住了，她在《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第一次披露了8-5事件中她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整个过程。
对于高一3班更多的学生来说，沉默，也许是唯一的选择。对于那天参与暴力殴打和折磨侮辱校领导的所有学生来说，遗忘，也许是最好的心灵出路。
2014年1月初，南方周末的80后记者冯翔接受了报社的任务，他用了两个月时间，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与上述事件相关的各方人士。3月13日，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了冯翔对八五事件和宋彬彬问题的深度报道，视角开阔，内容丰富，展示了年青一代对文革的追溯和思考。
页:
[1]